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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常德保卫战的那个中国将军叫什么啊?最后死没死?

归档日期:08-06       文本归类:攻城打援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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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程万。本来想死,最后突围了,然后随反击部队杀回来,老蒋因为他突围本想把他送军事法庭处死,结果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联名请求最后释放了

  如入缅作战的远征军中,第66军军部由四川的第1补训总处改编,新29师与新28师由别动队与第16补训处的补充团合编。陈诚带到云南的远征军中,新39师即由成渝师管区直接改编。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原来是陈诚上将,在鄂西会战前陈诚即调掌远征军,第六战区由副司令长官,西北军宿将孙连仲上将代理。孙上将虽出身行伍,但用兵以稳重著称,是台儿庄会战的英雄。第六战区的参谋群则是土木系参谋人材的菁华,参谋长郭忏将军,更是土木系的元老将领,这使孙长官对所辖各中央军精锐部队不至产生号令不动的情形。当局此一人事布置,可谓稳当。在鄂西会战后第六战区积极整补,战史称已屯枪弹至两千万发。军事委员会直辖的预备队精锐,王耀武将军所部的第74军及第100军也开往湘西,由战区直辖,战区战力提升至一定水平。甫于鄂西会战中获最高荣誉之长江江防总司令部也已整补齐全。第六战区在鄂西会战时成功围堵日军,歼敌逾万,士气高昂,这也是不容小觑的要素。

  第六战区半数为中央军精锐部队,其余各杂牌在地方军系中也赫赫有名,实力坚强。

  第六战区的防御地境,大约区分为二部。一部以石牌要塞为核心,死守自长江入川的门户。

  此地在编制上有长江上游总司令部,以骁勇善战的吴奇伟上将出掌虎符,并配署土木系最精锐的部队,是整个第六战区的主力。其次为常德会战的主战场,湘西的洞庭湖滨湖区,此地在宜昌沦陷之后,为四川与华中连络之要道,贯连华中五省两大战区的交通命脉,也是第六战区江防主阵地的右翼。此地虽因第20集团军调离而显空虚,但仍有一定实力。孙代长官在此区之布置可谓井然有方:第29集团军始终布置于滨湖区第一线集团军广正面展开构成第一线兵团;江防军虽镇守长江正面,但视情况亦可选择为守势或南下应

  第26集团军缌司令是浙江部队的领导者周碞中将。他的第75军是浙军所余的精华。浙江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家乡,所以在北伐中投效北伐军的原浙江部队,都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睬。第75军的底子是第6师,在抗战军兴之后,迅速扩编成军。武汉会战之后,这个军投入陈诚的怀抱,成为土木系的主要部队之一。[注2]陈诚认为第75军的战力足资倚重,所以将之布置于江防军之侧翼,为第六战区的骨干之一。

  台湾的国防部史政局这两年出了三本土木系部队的战史,第75军便列在第18军与第54军之后。这也许是因为这个军在国共内战之间,始终没有背叛的记录,而且一路追随政府到台湾,幷在1950年成为舟山防卫总部的主力。

  第10集团军是常德会战主战场的主要防御部队。所辖的第66军与第79军是土木系部队中的精锐。第10集团军原来位在浙江,负责浙东海防,编制的暂9军与第88军为浙江保安团队改编的次级部队。1942年浙赣会战,这两个军损失惨重,王敬久总司令的整个集团军总部与暂9军的残部被调到湘西整训,暂9军的军部改称第66军,其三个暂编师在湘西被解散改编,第66军则自原第18军与第87军拨入两个主力师,平衡战力。这两个师一个第185师原是武汉警卫旅,一个第199师为湖南保安部队改编的土木系收编部队。第10集团军改辖第66军与夙负盛名的第79军。反而成为土木系的另一支中坚部队。

  王耀武带的第74军,也许是抗战时期战绩最辉煌的部队。一般人浅为涉猎战史,也许以为这份荣誉应该冠在于缅甸出尽风头的新1军之流,但以笔者研读战史多年的浅见,抗战时期在本国战场上,以劣势装备与日寇死缠烂打的土部队,才是线军是中央军中的精锐,其老军长俞济时将军,常年翊赞中枢,迭任要职,所以这个军装备补给与素质始终高人一等,但这个军在实战上也不含糊,八年抗战中几乎打遍华中战场所有硬仗,而且多以主力使用,战功彪炳。从淞沪会战开始,1937年的南京战役,1938年兰封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冬季攻势,19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战1942年浙赣会战,1943年鄂西会战,几乎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在抗战时期有陆海空军武功状之设,为对部队团体之最高褒扬,该军即独得四轴。第74军在1940年以最新装备进行整编,改为所谓的攻击军[注3],直属军事委员会,作为各大战场的紧急预备队。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

  所谓攻击军,指抗战中期在华中战场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个军级单位,直属军事委员会,充做总预备队。如大名鼎鼎的第13军、杜聿明第5军、丁治盘第26军、方天的第18军等。第74军则是个中翘楚。这些军都以当时国军最好的装配重新整理过,幷贯澈以军级为战略单位,配署庞大的军直属部队,基本上都有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骑兵搜索营,通信营,战防炮营与防空连。军部除完整的参谋单位外,本身便有强大的特种兵直属部队以及自行运补的能力,可以机动使用,独当一面,在战场上独立应战。此外最别致之处是这些攻击军还附有自己的师管区,司令由副军长兼任,以免征兵上受官僚主义的局限。这几个整编军在抗战历史上,都能不负国家重膺,写下辉煌的战史。

  在1941年浙赣会战之后,原来刘广济第100军战败裁撤。第100军改归王耀武将军整理,以第74军副军长施中诚将军为军长,纳编常年于江浙作战的第63师与湘军精锐第19师,积极整训,在短期间获得成效,第100军从此之后与第74军并肩作战,成为兄弟部队,战功卓著。

  1943年夏末,日军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进行会战准备,消耗国军有生战力,以策应南方派遣军作战。日本的大本营总参谋长杉山在战后回忆这一个作战指令,声称当时整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对于这个会战的战略意图都无从理解,不知战场远隔千里,如何策应?此时派遣军经初步规划,覆电强调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战的重点,并具体建议以攻略要地为作战目标。在这个前提下,派遣军方面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由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二是由第13军进掠广德,消灭当地行动活跃的忠义救国军,三为以第11军攻掠常德。意图重击第六战区的有生战力。对于中国派遣军的构想,华北方面军表示在华北地区的日军部队,应付八路军游击,已然捉襟见肘,暂无能力执行大规模作战,挑战蒋鼎文的廿万大军。驻华东的第13军则派出近2个师团兵力,于9月8日进攻广德。据日军自称这次作战虽然劳师动众,但仍未找到忠义军的主力,反而遭第三战区全面游袭进攻,使本身防区大为震动。派遣军空忙了一个月,根本没达到原订消秏重庆军的目标,对东京大本营无法交差,颇为尴尬。

  9月28日,细俊六呈报大本营“昭和18年度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网”,将作战重心摆在华中战场:“第11军司令官应于11月初开始作战,进攻常德附近,而摧毁敌之主要战力,达成作战目的后归返原态势”。

  在日本大本营的想法里,三不五时地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中等规模的会战,一面可以削弱国军实力,一面也可以牵制国军在滇南的活动,以防盟军对中南半岛进行夹击。不过即使表面的战略规划冠冕堂皇,但日军实际上的战略主轴却始终暧昧难度。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根本作不出象样的大战略。日军一方面缺乏足以一举击败“蒋军”的实力,一方面又不愿选择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所以对一个能更改战局的大型会战,力不从心。但日军又不肯放弃任何既有的成果,所以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只见从中国东北到菲律宾,日军战力一线排开,漫无目标。在各战区除守成之外,只能发动一些中小型攻势。这些攻势与其说具有重要的战略用意,不如看成日军为证明自己的“依然存在”而为的兵力浪费。常德会战便是在这种狭隘的战略眼光下所产生的畸型儿。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即无力集中兵力造成一决定性的局面,只有汲汲于类似的中小型会战,以彰显自己的存在。在1943年一年之间,日军在第六战区便已打响两次中等规模会战。分别是二月的“江北歼灭战”与5月的鄂西会战。前者一举消灭了石首、华容一带的畸型军阀王劲哉,尚称得手,后者则偷鸡不着蚀把米,被吴奇伟的江防军打得灰头土脸。不过即使经此大败,中国派遣军依然对类似的中型会战,兴致甚高。

  在细俊六手下的三个主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华东的第13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华中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对中国派遣军的战略规划均嗤之以鼻。尤其是资历较老的岗村宁次,露骨直称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是一个低能,缺乏远见的指挥机构,只能应付日常事务与解决一些战术性问题,而对长期中日两军相持的僵局,拿不出办法,致使日军大部队长期在华劳而无功。不过岗村宁次认为细俊六与其司令部“能力平平”,所以连意见都懒得提。(事实上岗村宁次也拿不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方案。他认为日军应该对重庆军的大后方贵州、四川、陜西各省举行战略进攻,“击退由黄埔生掌握,国家观念极强的军”。征诸1944年夏季的日军作战,这无疑又是一项痴人说梦)。

  在这种古怪的战略思维下,东京大本营迅速核准派遣军的作战构想。派遣军在获得允准之后,便组织华中所有可用的机动兵力,包括第3、13、39、68及116等五个主力师团,以及抽调联队级兵力支持配署的第58、40、60师团等,配署于其华中战场的主要战略单位,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的战略机动单位,恶名昭彰的第11军。司令官是薛岳将军的手下败将横山勇。第11军自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后,屡战屡败。两次长沙会战,几遭围歼,上高会战被罗卓英吃掉一整个师团,浙赣会战则冒着大雨沿浙赣路绕了半圈,打完了还不知道战略目标在那里。鄂西会战发动之初尚称顺利,但在石牌要塞前碰的头破血流,见丛山峻岭之中国军包抄之势将成,掉头就跑,伤亡近两万人。甚至至连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也不能幸免,1942年12月冢田攻的座机在太湖县被第173师试炮中的防炮连击落,当场毙命,成为侵华日军煌煌战果中的趣味花边。这个华中战场上的主要兵团,已经成为整个日本陆军当中,最难堪的一个军。而这次日军也有在华中雪耻图强的意思,细俊六所集结的兵力约八个半师团,14。5万人。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包涵协攻部队)已几达其可机动调用之所有兵力总和,将近十万人。这还不包括用以助攻的伪军部队。另陆航部队提供第3飞行师团全部,各式军机一百卅余架,大致掌握了会战时期的空优。

  在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后,横山勇总结之前历次作战的教训,决定改变日军一贯依赖单锋突进,钳状合围的作风。因为这种打法每次都被国军于开战之初识破日军的主力位置以及大概的战略目标,而被从容布置阻击。横山勇决定改采广正面之多路推进,多点突破,相互呼应。第11军所属四个师团于左翼滨湖区齐头并进,意图打散滨湖区之第一线兵团(日军战史中特别提出第44军,颇以于鄂西会战受其夹击为恨),第116师团为派遣军突进队,径行由右翼洞庭湖区突破,而后与一起左转的北面部队会师常德,期能以此包围国军的第一线兵团,并与进援常德之第二线兵团正面决战。达成消耗国军实力之目的。随后全军于国军包围圈形成前一起撤出。横山勇将部队分作五路,除第116师团预定水路进军,不作加强外,其余四个由陆路出战的师团均调整配署,并将武汉周围所有可用的野战单位都调入补强。所以这四个师团战力均大于一般单个师团。第39师团预计正面突破第10集团军,在作战上较为吃重,所以配署第58师团大部(以第138联队为主的加强旅团级兵力,并配署一个旅团司令部),兵力接近两个师团;第13师团以第34师团第216联队加强,第3师团以第60师团零碎抽来近一旅团的兵力加强,这些补充兵力预计用于占领任务;第68师团则以第40师团的第234联队加强。

  平心而言,横山勇这个计划针对国军惯用战略之弱点提出反制之道,可谓上乘,比他的前任阿南唯几高明不少。这是因为派遣军对鄂西会战创痛犹存,殷鉴不远。但是因为大本营所指示之战略目标相当模糊,导至会战进行时日军战略目标混淆,争执激烈,几乎使第11军被围歼。战略目标之混淆始终为侵华部队之致命点。即使享有战术方面压倒性的优势,但因战略指导的无能,日军就是能在小仗尽胜的情况下,尽输大仗。常德会战便是一个典型。

  进抵常德后,左翼四个师团在第116师团进攻常德时围点打援,期能重创驰援之国军主力。

  第六战区自九月起观察敌方动态,判定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乃于十月策定战区守势作战计划。 方针如下:

  战区以供卫陪都为目的,配置重点于石牌,庙河两要塞。先依第一线兵团纵深据点工事逐次予敌打击,最后固守常德、石门、渔洋关、资丘、石牌、庙河、兴山、歇马河、南漳各要点;再由第二线兵团之机动,协同第一线兵团转移攻势击灭进攻之敌。

  蒋委员长一向喜欢亲任指挥,1943年5月鄂西会战最激烈之际,蒋委员长几乎要亲临战线节制前线各军,在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苦苦恳劝之后才打消这个念头。常德会战时,蒋委员长正好远在开罗,参加三巨头峰会,所以此时的高层领导体系略显特殊。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全权指挥,所受牵制不多。一向亲自掌控第六战区战况的陈诚上将也在云南忙于远征军的整训,无暇北顾。最诡异的是军事委员会,在蒋委员长出国这段期间,军委会竟然号令不动前线各军。而且内部意见分歧,导致战略指导一团混乱。[注4]这在后段将有详述。

  军委会在战时幷没有一个能称完整的参谋本部,原来参谋本部的业务分散在军令部(抗战前的参谋本部改称)与委员长侍从室之间,甚至军委会设有光杆参谋总长与副参谋总长。这导致战时一切战略决策,均由蒋委员长亲身牵扯。一但蒋委员长出国,不能亲任统帅,则最高战略指导即无人有资格完全代理。名义上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上将,但何上将兼任的是军政部,真正的参谋本部业务由军令部处理。但军令

  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在指挥名义上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不能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两位主官前者有职无权,后者有权无职,指挥体系便乱了,所以军委会号令虽以何应钦总长出名,但实际决策则政出多门。甚至在石门战斗时期,军令部次长刘裴中将连这个名义也顾不上,勿忙间嬗自电令守军撤退,铸成大错。抗战前期发挥类似参谋总长功能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则因兼任桂林行营主任,无暇兼顾。此时在中枢的副参谋总长是被视为庸才的程潜上将,毫无作用。军委会组织的极度落后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无从苛责,但在组织发展研究上则深富趣味也。

  第六战区身膺巩卫陪都之重寄,在战略布署上自然以入川要道各关隘之守备为主。以此而策定的战略规划,理所当然偏向将精兵布署在石门以西,而视石门,常德等地为战区的右翼次要阵地。当时第六战区深信日军的攻势必然以直取巴万要塞为主要目的,即使在常德一面有动作,也不过是协攻或佯动。5月间的鄂西会战,日军先在石首,沙巿一带重创第73军,几乎使军委会误判日军的攻势重点。但最后日军还是转向,一头撞上江防阵地。

  所以在常德会战前夕,第六战区以重兵屯驻入川大道,而对湘西方面腹地的防御,相对之下则显薄弱。

  依据国军战史记载,战区在常德会战前夕所颁布的战区守势作战计划,列举了五种日军可能的进攻方式与国军的会战实施规划。其中两种规划准确地预测了日军于常德会战时的进攻途径。常德会战的过程,大抵不脱战区于战前判断的基调。摘录于下:

  (1)敌以一部丘力由石首、藕池口向我攻击,企图占领南县、安乡、公安时,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依第一线守备团队之抵抗与控制部队之适时增加,求敌之侧背而击破之。

  敌由宜都近渡江攻我公安,向西压迫我第10集团军于暖水街、聂家河以西地区,转取守势,再转向澧县、石门、常德攻击时:

  第10集团军应以一部守暖水街、王家畈、聂家河各要点,主力向渔洋关附近地区集结,俟敌转向澧县、石门进攻时,求敌之背而攻击之。

  (2)第29集团军以一部固守津市、澧县、石门,并尽可能保有南县、安乡、依常德、桃源方面机动兵团之参加,歼灭敌人于澧县、石门附近地区。依状况以石门为轴,将主力向石门以西地区转移。待敌到达常德附近时,协同常德守备部队击破敌人于常德附近地区。

  单以这份作战计划而论,第六战区对于日军动向的预测可谓精确,但是与常德会战的实际状况相较,则显得过于低估日军的攻势规模。战区似乎认为日军不太可能针对湘西地区全力发动总攻,规模至大不过如打王劲哉时的两万人而已,所以在兵力的分配上,要求该线的王敬久、王缵绪两位总司令以所辖的十一个师独力逐退来敌(其中半数为国军中的次级部队)。但若日军以巴万要道为主攻对象,立刻会遭到十四个中央军精锐师迎头痛击,而且左翼第33集团军,右翼第10集团军依计两面夹杀,日军在第一时间内,马上就得在狭窄腹地中面对30个师的四面包夹。

  1943年10月,第六战区与军委会鉴于日军前线动作频繁,相信日军的大规模攻势已经迫在眉睫,军委会并电令空军第4大队侦照华容、石首前线的日军动态,状况紧绷。在此同时,日军己集结完毕,包括列为总预备队之第116师团在内的五个师团在长江北岸沿线展开,待命渡江出击。

  1943年11月1日,日军五个师团兵分三路,依原订计划,全线师团(师团长澄田睐四郎)与第13师团(井上线师团(佐久间为人)居中,准备自两个集团军交界中间穿过,径攻慈利;第3师团(山本三男)则在第29集团军前渡江,希望捕捉王缵绪集团军的主力。日军主攻常德的“奇兵”第116师团(岩永汪)则水运渡过洞庭湖,在第29集团军的右翼澧县一带登陆,一面包抄第44军,一面兼程直取常德。日军这个布置有其深意。细俊六集结了所有华中方面能动用的兵力将近十万人,除了五个师团外,再加上独立第17旅团、第34、32、58师团的一部,并安排第40师团协攻牵制第九战区,规模远远超过国军的预期,兵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第11军在规划上,希望能一举歼灭国军的第一线兵团两个集团军,并以两个善打攻城战的主力师团钻隙。第68师团由中境切入,第116师团则籍舟艇在洞庭湖面行“水上机动”[注5],将整个师团送到国军阵地右后侧翼。只要这两个师团其中一个能在国军第一线兵团混战之际攻下常德,前线国军进退失据,必然阵脚大乱。前后包抄,可获全胜。

  日军的水上机动非常有名,而且运输能量极大,技术成熟。安排如第116师团的短途水运,不成问题。在武汉会战时,日军有一个波田支队,利用大量汽艇与小轮,专门在长江流域的湖沼水面打国军侧翼,获得很大效果。国军痛定思痛,乃于各江面湖畔大量布雷,不过这终究是消极的防御战法,无从有效遏止日军凶焰。深究其因,一为机动力不足,河岸成为接敌之第一线后,防御正面立刻成倍扩张,兵力实无从分配;其次为炮兵不足,无法落实岸防火力。

  11月1日当日,第10集团军长江南岸第一线师首当其冲,战况激烈。正面敌军番号经判明为第3、13、39师团、第68师团的一部份及独立第17旅团。番号之多,颇出军委会与第六战区的预期。11月2日,第194师与向暖水街急进的第13师团接战。11月3日第44军南县阵地也遭第116师团主力冲击。第44军据河堤抵抗,日军则组成强大火网掩护渡河,第162师及第150师均被击退。敌第40师团(一部协攻)为第68师团开道,经南县向三仙口进攻,第68师团则迂回进攻安乡,第44军主动撤出。此线已属第九战区地境,薛岳司令长官令第92师迟滞防御,第九战区此时也整兵待战。最后渡河的第39师团则直接西向进军渔阳关,第185师奋起接敌,战况激

  余程万带领104人突围,突围中有3名团长战死。3日,常德大西门失守,全城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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